台州松下空调维修（）

1.“代工之痛”如何破？台州智能马桶企业变身“技术控”

怡和卫浴的智能马桶生产线

这几天，星星便洁宝公司的全新泡沫盾28系列发布。

作为向公司成立20年的献礼，新产品延续了便洁宝的“泡沫盾”技术，并融入更多的智能化科技，在今年上海厨卫展上一经亮相，便吸引了无数人眼光。

作为台州最早的智能马桶企业之一，便洁宝专注智能马桶产品的生产研发已有20年，用创新技术和过硬质量，为业内同行树立了高质量的标杆。

可以说，便洁宝的历程，就是台州乃至国内智能马桶产业“进化”的一个缩影！

从最初的草创借鉴，到自主创新，再到如今的以自主品牌发展，不难发现，台州智能马桶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每隔十年便会掀开一个新篇章。

如今，正值产业爆发前夜，这个行业又面临着哪些共性难题？台州智能马桶产业又该何去何从？

30年，“三步走”

历史似乎爱开玩笑。

一家生产唇膏的化妆品厂老板，竟然钻研起了马桶盖，几年后，国内第一台智能马桶盖，诞生在椒江斯丽奥化妆品公司——即维卫集团的前身。

这个老板名叫金建国，如今更多的人称他为“国内智能马桶第一人”。

7月24日，在台州智能马桶产业创新服务体，记者看到这款产自1995年的智能马桶盖，比起现在市面上的产品，它的右侧控制器下方多出一个储热水箱。虽然看上去有些笨重，但臀部清洗、女性清洗、烘干等基本功能，都已一应俱全。

“这是我们拆开日本智能马桶盖，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拍照、研究、组装出来的。内部的电子部件和线路是我的设计，但外观结构还是借鉴了日本产品。”陈忠民说，正是在这样粗糙的起步中，才有了这个产业的第一步：借鉴模仿期。

陈忠民是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教师，正是他和金建国一起，研发出了国内第一个智能马桶盖。

然而，产品虽好，却乏人问津。“四五年也才卖出一万台左右。”金建国儿子，如今已经是维卫集团总经理的金诚宇说，早些年别说智能马桶，就连马桶的普及率都很低，企业资金短缺，困难重重。

后来，星星集团董事长叶仙玉和金建国一拍即合，成立了星星便洁宝公司，金建国是便洁宝首任总经理，而陈忠民担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很快，他们的第一代产品便研发出来。

让陈忠民没想到的是，便洁宝的产品刚上市，就被日本松下告上法庭,“说我们抄他的阀门分配器。”

“我们当然不服气！”陈忠民说，虽然是第一次上法庭，但他还是据理力争。

“一个，当时这些专业资料都是能公开查到，另一个，我们在此基础上也做了改进，并且在国内申请了专利，比他们都要早。”凭对智能马桶的系统把握和深刻理解，陈忠民和日方针锋相对，最后对方只能不了了之。

“也正因为我们产品的上市，搅动了市场，没过多久，本来卖八九千元的日本产品降了三四千元。”回忆当年，陈忠民言语中依然难掩自豪。

受到巨大市场空间的驱动，从2005年起，本地不少公司纷纷入场。有白手起家的，也有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不少曾经和陈忠民、金建国同在一个战壕里的骨干们，也在那几年跳出来自立门户。

“当时，行业门槛并不算高。加上本地卫浴企业本来就多，模具、五金水件等配套齐全，看到前景可观，大家都觉得可以有一番作为。”金诚宇说。

竞争激烈，如果再照搬日本的产品肯定没市场。于是，大家纷纷上马自主研发。虽然各自来路不同，但都有意识向国际高水平对齐。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产业的蛰伏期。虽然看上去平静，却是暗流涌动，百家争鸣。大家你追我赶，各种新品迭出，并诞生了多个国内第一。

然而，由于概念超前，智能马桶始终未能像空调、冰箱那样大面积普及推广。行情惨淡之下，即便是便洁宝，从1998年到2014年，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2015年，吴晓波的文章把潜伏十多年的国产智能马桶炸出了水面。蛰伏十多年的产业终于迎来破晓。

“从日本背回马桶盖事件，也激发出中国制造‘国货当自强’的志气！”现任星星便洁宝总经理黄朝阳说，也是那一年，他从日本企业离职。2004年，正是他将松下智能马桶盖项目引进到杭州下沙工业区，中国游客从日本购买的松下智能马桶盖，其实全部产于那里。

从那一年起，台州的智能马桶产业迎来快速增长。2014年时产值还只有8亿元，2015年便一跃超过20亿元。到了2018年，行业产值已达75亿元，较2015年增长275%。

无品牌的“代工之痛”

“要让智能马桶像电视机一样，成为每个家庭的标配”——2018年，董明珠考察台州智能马桶时的这番话，让这个产业的未来充满想象力，尤其是目前中国智能马桶的普及率还不到1%。

“许多企业纷纷布局建设新的工厂/产线，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正在显现。当前，这个产业总体上正处于突破扩张的前夜，既充满希望，又面临挑战。”浙大台州研究院科技处负责人郑军表示。

郑军关注台州智能马桶多年，如今，他又担任椒江智能马桶研究院负责人一职。

“从宏观面上看，国家和省里的高度关注，以及市里一系列的专项扶持政策，从资金补助、税收减免、土地要素配给、金融支持、品牌建设、科技奖励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引导，形成了强大的政策动能，刺激企业千方百计扩大产能。目前，无论从产量、生产水平、技术等各方面，台州的智能马桶产业都走在全国前列。”郑军说。

然而，缺乏自己的品牌，这是摆在台州智能马桶产业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自主品牌的突围步履艰难！行业内影响力有了，但行业外的影响力依然有限，消费端没有打响，品牌实力也没能亮出来。”黄朝阳说。

在他看来，国内智能马桶大致可分为三大阵营，一类是整体卫浴品牌推出的，如九牧、箭牌等，这些品牌产品线虽长，但做家电类的智能马桶产品则属于跨界经营，技术实力不强，除了少数是自主生产外，多数还是由其他贴牌代工。

第二类是老牌家电厂商的，如松下、海尔、美的，他们在传统家电连锁和电商卖场上，拥有较强的品牌实力和渠道优势，技术有沉淀，转化较容易。“但在智能马桶上还是新进生，对产品理解还不深，也需要其他企业进行代工生产。”

第三类就是专业的智能马桶盖生产企业，他们入行比较早，除了销售自主品牌产品外，给其他品牌代工是一项重要的业务，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台州。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台州，代工生产仍为各智能马桶企业的主要营收来源，少的占比三四成，多的甚至超八成。

“本地一家智能马桶生产企业曾为大型卫浴企业代工，然而有一年对方突然中止合作，使企业受损严重。”陈忠民说，“即便是和小米等互联品牌合作，对方一是要求严格，二来压价很低，代工企业获利微薄。”

“不得不承认，通过代工，也让企业在创业初期积累了一定大公司技术和管理上的经验。”金诚宇说。

他表示，十几年前，给大型企业做代工的还不多，他们一年能接到很多家的单子，还有过几年的“蜜月期”。

“对方订单给得快，钱结得也快，但后来，慢慢地从月结变为季结，从季结到拖账，一度让公司的现金流有点吃不消。”金诚宇说，后来发现，原来是他们同时找了好几家代工一起做。

这才有了2011年后维卫的“壮士断腕”，坚决要走自主品牌研发道路，“尽管这条路会很辛苦。”

“我们做成了隐形冠军，但也沦为了代工工厂，这是整个台州智能马桶产业的危机。”黄朝阳不无痛心疾首地说。

产业链的底气不足

自主品牌缺失，最终还是源于产业链的不健全。关键零部件在外，台州企业想打品牌始终缺少底气。

“就国内智能马桶产地来看，目前台州和潮州、厦门三地并列，但潮州有卫浴陶瓷体的生产优势，厦门在水件配套上比较成熟，而台州没有这两方面优势，但好在起步早，产业集群度较高，产业体量是当前全国最大的。”黄朝阳说。

然而，大而不强，却是台州这个产业的痛处。“台州智能马桶企业仍是以整机装配为主，总体上还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郑军表示，他们走访过十多家企业，没有发现一家在生产部件，产线都是装配线。

“从陶瓷底座到几大关键零部件，或是由上游供应商直接供货、或是从日韩等国进口，情况稍好一点的，是和布局在外地的外协单位合作。”郑军说。

“电子制造技术不是说一蹴而就，要真正消化并掌握电子制造技术，需要时间的沉淀，没有几年是做不到的。”陈忠民说。

那么，既然做代工，台州是否可以培育出智能马桶界的“富士康”？

对此，黄朝阳表示并不现实，“白色家电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富士康’的代工巨头。”

“手机等数码快消品集成化、标准化以及零部件通用化的程度都比较高，加上更新换代快，一年几亿部的体量摆在那里，只有赶不完的单子，相对来说，智能马桶零部件通用程度不高，企业和家庭的更新换代都不快，也不是生活必需品，光是体量上就做不起来。”黄朝阳说。

“更何况，一些大型的卫浴企业也不希望让我们成为富士康，如果代工有利可图，他们有产业基础的和生产线，早就自己做了。”金诚宇说。

“就产业经济上说，无法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就客观上受制于人，这对我市智能马桶产业的培育壮大是非常不利的。”郑军说。

多味药方去除沉疴

显然，如何对症下药，补齐短板，是产业爆发前夜台州智能马桶企业迫在眉睫的大事。

可喜的是，前期的技术积累，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了关键零部件自主研发。

在维卫集团，他们生产的智能马桶核心电子元器件的电脑编程均为自行设计，对提升产品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司20余人的研发团队以及一个省级企业研发检测中心也在日夜兼程，保持着几个月出一个新款的速度。

在怡和卫浴，公司使用的每一代主控板卡、加热器等核心部件虽然外观不尽相同，但“体形”都是越来越小，功能却越来越丰富。这些很多都是由怡和设在母公司麦格米特的研发中心研制的。

“你看，我们的主控板面积缩小了40%，但优化了EMC功能；还有智能马桶盖，厚度从3年前的15厘米，变成了现在的9厘米，是目前国内最薄的，这靠的正是核心零部件集成度的提高。”怡和卫浴研发副总监林锋说，部分在国内销售的日本品牌智能马桶，都用上了他们产的核心部件。

在便洁宝，由其和智能马桶研究院联合开发的新一代即热式加热器，可以确保在不同水质环境下，出水水温控制在±1℃内，比传统加热器的水温控制精度提高了100%，经耐久性测试，使用次数高达10万次以上，可无故障使用15年，使用寿命提高了50%。

“我们主攻5大共性关键技术研发，部分已经投入应用。”郑军表示，智能马桶研究院的成立，就是承担解决位居产业价值链高端的核心共性技术问题，比如专用控制芯片的研发，新一代即时加热器的研制、高精度稳压电磁阀的开发等。

记者从台州市经信局了解到，目前台州市正扶持龙头骨干企业开展创新研发，全面攻克四大关键零部件难题，同时瞄准产业链关键节点，招引一批优势零部件企业和关联装备企业落地台州，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而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可以考虑和国内的一线品牌，特别是智能品牌达成战略合作，或通过被其兼并收购的方式，优化企业流程。”郑军表示。

怡和被国内先进的电子技术上市公司麦格米特收购后，从人员架构、管理机制、研发体系等方面都移植了麦格米特体系，重塑了内部竞争力，但同时又保留了自主品牌优势。

“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中小型企业，特别是要创建自主品牌的企业，是一个很好的借鉴。”郑军认为。

（原标题《台州智能马桶的“代工之痛”》，编辑赵静。）

2.缝纫机编织的往日情怀

物以载情，物以载道。

物件和品牌的价值不只在商业，它更是种情怀，凝结着中国人的情感与记忆；也是一个个载体，承载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变迁。

林林总总的物件在令人们的生活由黑白变为彩色的同时，也蕴含了深刻而富有意义的改革话题。

没有住房制度破冰，就不会有第一栋商品住宅楼；没有消费方式革新，就没有中国第一张信用卡的诞生；没有民营经济的春天，就不会有联想电脑、TCL等品牌的横空出世；没有对外开放，也就没有皮尔卡丹、松下、IBM进入中国……

即日起，新京报推出大型策划专题“改革物语”，通过讲述那些具有改革意义的物件与品牌的故事，展现它们在整个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改革历程，以及未来的改革之路。

老牌缝纫机——蜜蜂牌缝纫机。受访者供图

霍尔果斯的红豆服装加工厂。新京报记者 李云琦 摄

上世纪70年代末的燕牌缝纫机购买票据。 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80年代，飞人牌踏板式缝纫机。图/视觉中国

“以前我妈会用缝纫机给我们打鞋底和鞋面，我在边上看着。她偶尔会教我。”母亲结婚时的嫁妆一台老式缝纫机，承载了李玉兰童年的记忆。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曾几何时，这样的穿衣理念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那时的缝纫机对于老百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大件儿”，大到衣服裤子，小到鞋垫尿片，都离不开缝纫机。改革开放初的上世纪80年代，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一台缝纫机便是上乘的嫁妆。1890年，中国从美国引进了第一台缝纫机。1905年到1949年，我国的缝纫机械行业从零配件开始，1928年在上海先后生产出第一台工业用缝纫机、家用缝纫机。但当时的市场主要被美国企业垄断。

改革开放后，缝纫机也开始升级蜕变，老式缝纫机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市场上开始流行电动缝纫机、电脑自动缝纫机等“新模样”。与此同时，工业用缝纫机不断崛起并踏上“走出去”的新时代。

燕牌缝纫机“一机难求”

老北京人都知道，买缝纫机要买“燕牌”的，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燕牌缝纫机可谓“一机难求”。

“那时候（缝纫机）属于北京的‘四大件’还要凭票买”，韩先生告诉记者，“家里补衣服、做鞋垫都是它”。所谓的四大件，还包括自行车、手表、收音机，都是人们当时追逐的潮流物品。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韩先生的家里买了一台老式的燕牌缝纫机，至今还留存着当时的购票凭证。这份购票凭证上，写明这台缝纫机是在1979年12月14日购买，价格为143元，盖上了朝阳区东坝供销社和北京税务的两个章。

1956年，北京几家小作坊采用公私合营的形式，挂上了北京缝纫机厂的牌子，生产出了第一台燕牌缝纫机。根据北京晚报报道，1983年，北京缝纫机总厂开发了燕牌的电动缝纫机，1984年，缝纫机在北京的郊区农村已经基本普及。

在当时，做裁缝也成为很多老百姓的选择。来自四川的陈月芳还记得，仅仅是自己所在的乡里就到处都是学习裁缝的人，还有专门的师傅开设裁缝培训班。在乡里学习了裁缝后，陈月芳和几位亲戚一起到成都的制衣店打工。

80年代末，学做裁缝的陈月芳也买了自己的第一台“飞人牌”缝纫机，她告诉记者，当时已经有很多品牌，但还是最老式的缝纫机比较好。

而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直接购买成衣也成为老百姓的选择。那时的蝙蝠衫、喇叭裤、踩脚裤都成为时下年轻人追逐的潮流。

到了90年代，裁缝已经不再吃香，陈月芳便也辞去在成都制衣店的工作，“老的师傅也很早就没有干这一行了”。自己曾经宝贝的飞人牌缝纫机，现在也只是用来做一些简单的鞋底、鞋面。

家在云南昆明的90后李玉兰告诉记者，她家里现在还有一台蜜蜂牌缝纫机。这台老式的缝纫机，是李玉兰母亲结婚时的嫁妆，承载了李玉兰童年的记忆，“以前我妈会用缝纫机给我们打鞋底和鞋面，我在边上看着。她偶尔会教我。”

还没有上小学，李玉兰就学会了使用这台老式的缝纫机，在她眼里，这样的缝纫机操作不难，父母不在家时，她就用母亲剩下的边角料给自己的芭比娃娃缝制小裙子，一直到现在，她还会用这台老式的缝纫机缝制包包。

大起大落中的转型岁月

我国最早的缝纫机，来自上海。1928年，由上海协昌缝纫机厂生产出了第一台工业用缝纫机，上海胜美缝纫机厂生产出第一台家用缝纫机。1949年，缝制机械行业中出现了上海的惠工、飞人、蝴蝶和天津缝纫机厂、北京的北京缝纫机制造厂、广州的华南缝纫机厂等生产厂家。

而如今，这些老的缝纫机品牌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老品牌，怎样才能再次飞入寻常百姓家？”上海上工蝴蝶缝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海祥曾感慨。

始创于1919年的蝴蝶缝纫机品牌，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市场变化，一度在1995年前后达到最高年产量152万台，而后又在2000年跌入低谷。

后来，上海市经委和轻工控股以上工申贝为主，整合上海家用缝纫机行业，开拓中高档家用缝纫机市场。2001年，上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上工申贝）以1510万元的价格购买下“蝴蝶牌”和“蜜蜂牌”系列注册商标，旗下的缝纫机开始向电脑化、智能化演进。

2014年，在全国家用缝纫机的生产下降8%时，蝴蝶牌家用缝纫机全年销量53万台，逆势增长35.5%。

目前，上工申贝生产的缝制设备包括工业缝纫机、家用缝纫机及特种用途工业定制机器等。根据上工申贝2017年度报告，2017年度公司缝制设备的营业收入为19.39亿元，毛利率为36.93%。

根据另一家老牌缝纫机企业标准股份的年报，2017年缝制机械产品中的自动模板机需求爆发，年产量突破4万台，平均增幅接近80%;各类智能缝制单元设备系列化、组合化、批量化发展迅速，产量增速超过40%。

在国际市场，我国的缝纫机地位也在不断上升。据中国缝制机械协会报告，我国已成为全球缝制机械产品的制造中心，全年生产的各类缝制机械数量约占世界产量的75%以上，为全球第一大缝制机械产品生产国。

“工业化”“便携化”成产业新方向

“生活好了，也不再需要这个了。”在某二手物品交易网站上，李女士计划用50元的价格转让自己婆婆在20年前购买的燕牌缝纫机。

家用缝纫机在逐渐淡化的同时，工业缝纫机开始崛起。2006年起，邹君便在新疆一家制作蒙古包的小型加工厂做缝纫工作。其使用的是专业的帆布用缝纫机，针大线粗，一台缝纫机修修补补用了十来年没换过。

6月5日，新京报记者在位于新疆霍尔果斯工业园区内的新疆红豆服装有限公司的加工厂看到，工厂内使用的全部都是电动缝纫机，不同的缝纫机用于不同的服装品种。比如，工厂中制作的保暖内衣，要用四线包缝机。轻薄外穿的衬衫，则需要能够满足袖口、衣领制作需求的埋夹机。

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关口，霍尔果斯位于西北边陲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处，在对中亚贸易上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新疆红豆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目前工厂内有两个厂房，在2017年已全面投产，未来主要做服装出口。

为满足基本的生产需求，新疆红豆购置了上百台不同种类的缝纫机，还专门从内地聘请了缝纫机的维修人员，从组装到维修，两个维修师傅就能保证厂里的机器正常。

台州市一工业缝纫机生产商喻先生告诉记者，目前业内最基础的缝纫机生产技术门槛较低，台州有大量规模不等的缝纫机制造厂。这些制造厂主要购买不同的配件进行组装，售价从几百到几万元不等。

据其介绍因不同服装的需求，工业缝纫机衍生出很多品种。“如电脑平车，分自动抬压脚功能、自动断线能等，分3线、4线、5线不同的锁边机。”

喻先生介绍，曾在台州的缝纫机制造厂工作的他，“因为喜欢这个行业后来就自己单干”。现在还通过网络开了线上的店铺，以便招揽到更多生意，“工业用的缝纫机好卖，国内很多厂家都会需要。”

“未来还将往无人操作方面发展，或者一个人操作多台机器，出口也越来越多。”喻先生称。

对于消费者来说，选择也越来越多。新京报记者在购物网站发现，现在不到100元就能买到小型的家用式电动缝纫机，且这些小型缝纫机款式新颖，占地面积小只有20cm左右的长度，毛重有的还不足2千克，还有调节快慢、自助绕线、双线缝纫等功能，能满足大部分人的使用需求。

在买家评论里，家用缝纫机已经成为人们DIY的一项工具，有的人买来扎裤脚、做床单，有的人用它做尿布、做小衣，还可以用来做孩子的兴趣教学。如果只是偶尔在衣服上补个针脚，还有一种微型电动的迷你缝纫机可以满足广大用户的需求。

新京报记者 李云琦 编辑 陈莉

3.郑成功集团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反清复明”不能成功？

在之前的一篇文章《明朝砍杀日本倭寇的“戚家刀”，居然是一种仿造自日本刀的长刀？》中，我们向大家讲述了明帝国中期东南沿海抗倭战争的历史细节，文章底下有些读者留言，说大伊万“怎么把郑芝龙也给算在‘海寇’的行列里了”、“郑成功集团的性质是什么”。因此今天咱专门写个“番外篇”向大家科普一下郑氏集团的历史。

电影《英雄郑成功》剧照，右侧为郑芝龙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向大家阐明，明代中期横行于东南沿海的倭寇，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是因日本的“战国内乱”而选择出海劫掠的西南诸侯浪人，更主要的则是因明帝国的“海禁政策”而异常猖獗的东南沿海走私海商。这两股人马杂糅在一起，一手拿着算盘，一手拿着军刀，呈现出“一面是海商、一面是海盗”的复杂图景，郑芝龙自然也不例外：

根据历史记载，郑芝龙是福建南安人，少年时就跟随走私商人下南洋谋生，先是到过葡萄牙人盘踞的澳门，然后又到过菲律宾的马尼拉等地，不仅学得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甚至还接受过天主教的洗礼，取过一个“尼古拉”的教名。天启三年，郑芝龙因为机缘巧合，结识了旅居日本长崎的泉州华侨、著名海商李旦，并“以父事之”，利用自己在东南亚人脉广泛的优势，为李旦经营东南亚的商业贸易，很快发了家。

郑芝龙画像

由于李旦膝下无子，天启五年其去世后，全部的产业与商船队均由郑芝龙继承，郑芝龙这下走上了人生巅峰，成了明帝国末期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最大的海上走私集团。

郑芝龙鼎盛时期势力范围

当然，咱们先前提过，由于明帝国的海禁政策，郑芝龙这种走私大户显然不被明帝国所承认，郑氏集团无疑也被明帝国给划进了海盗的行列，予以强力打击。但是一方面，郑芝龙的主要重心一是放在商业行为上，二是放在招徕流民、安抚人心、扩大自身势力上，真正的海盗行为并不多，另一方面，明朝官府也的确打不过拥有制海权的郑芝龙战船，因此到了崇祯三年，明帝国正式招抚了郑芝龙，给授予了一个“海防游击”的杂号将职，郑芝龙也正式从海上到了福建晋江坐镇。

荷兰人所绘郑芝龙

不过，尽管郑芝龙名义上领“五虎游击将军”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职称，但实际上还是不听明帝国招呼，海外贸易与屯垦的收益全都给自己咪了，属下的三万多部众、上千艘战船也只听郑芝龙一个人的，但这个时候明帝国内部都自顾不暇了，对郑芝龙只求海上不要有事就好，至于拥兵自重，则完全持默许态度。

而郑芝龙这种“名义上归附、实际上自立、在海外有巨大的商业利益”的地位，注定了其在明清交替的时代必然要以一种极其矛盾的态度、在明清两方之间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郑芝龙由于长期人在海外，与日本、葡萄牙、朝鲜、东南亚等国关系极为密切，对传统士大夫所鼓噪的“联虏平寇”之类完全不感兴趣，对明王朝的向心力也并不强，其一切的行动前提，就是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尤其是巨大的海外利益。

因此，郑芝龙在清军越过仙霞关之际就选择投降清帝国，并要求清帝国保全其在国内、国外的商业利益，在当时的郑氏集团看来，无疑是最佳选项，只不过以清帝国的中央集权程度，无疑比费拉不堪的明帝国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怎可能容忍有一股尾大不掉的势力盘踞在东南沿海不听朝廷招呼？郑芝龙在面对清廷时，情况都不清楚就胡乱下注，直接决定了其悲剧性结局。

清廷绝不会容忍东南沿海的郑氏集团

虽然郑芝龙被清廷软禁，但是其在面对明清交替之际的政治考量与战略选择，也无疑对郑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其在明清之间始终摇摆不定、暧昧不明。说到尊奉明帝国，郑成功在永历皇帝于安龙即位后倒是一直使用着南明的“永历”年号，也遥奉永历皇帝为正朔，但实际上郑军依然不听明帝国招呼，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动，如清顺治十一年同时发生的张煌言与张名振三入长江、晋王李定国会攻两广之战，尽管战前李定国多次写信同郑成功联系协同，请求郑成功与自己相向进军，夹攻广东，一举荡平两广，但郑成功面对如此大好机会依然不为所动。

李定国多次写信同郑成功联系协同

不为所动也就罢了，郑成功反而认为这是向清帝国提高价码的好机会，从顺治十年到顺治十一年先后和清方展开了多轮谈判，当时按照清方给出的价码，愿意册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并允诺按照郑成功的要求，将潮州、惠州、漳州、泉州四府交郑家管辖，令其永镇东南，但到清帝国的使者真的到来、郑成功“设香案、三跪九叩头”表示臣服后，突然又提高要价，要求把福建全省和浙江省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处州五个府也交给郑家，面对郑氏集团反复无常的态度，顺治皇帝认为郑成功“词多乖戾，征求无厌”，此番招抚郑氏集团的努力自然也是以失败告终。

顺治皇帝

说到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相对于李定国、张煌言、张名振等人坚决抗清的态度，郑成功乃至整个郑氏集团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战略选择完全没有固定立场，一切以最大化自身利益为主要导向。所谓的反清复明事业之于这些人，更像是一个可大可小的筹码，对于郑成功与郑氏集团的态度，清廷的两广总督李率泰可谓看得真切，他在给顺治皇帝的上疏里面说，（郑成功）“无三省，则舍我而忠于彼；有三省，则舍彼而忠于我”。但是郑成功乃至郑氏集团在明清之间投机的态度，其恶果很快显现了出来，由于郑成功的置身事外，顺治十一年南明政权主导的会攻两广、三入长江之战均以迅速失败告终，其后南明政权再也没有力量发动足够的战略进攻，单凭郑成功一家的力量，显然无法对清帝国形成决定性的威胁了。

顺治十一年南明的形势

除了在明清交替之际的战略选择上充满了机会主义和摇摆不定，郑成功在具体的作战策略上也充满了海盗式的“捞一把就跑”：我们前面提过不止一次，郑氏集团作为凭借海上贸易发家的、拥有大量战船和制海权的商业与军事集团，其整个战略与战术思维充满了海洋民族乃至海盗的特质，对农耕文明在战争中的霸田抢地兴趣不大，认为在掌握制海权的情况下就足以支撑整个战争进程了。

基于这种思维，郑成功既不注重建立自己的陆上战略纵深，也不注重对己方在岸上立足点的经营，偶尔有主动进攻的行动也伴随着普遍的海盗式的征发与抢劫，如在与清帝国长期拉锯的过程中，郑军长期纵横闽、粤、浙等地沿海，每到一地无不伴随着大量的征粮和搜刮，在当地人民不得已结寨以自保的情况下，郑军又往往认为本地百姓都是“逆民”，一言不合就开始“绝其族类，剿杀无遗”。

如郑成功手下官员杨英所著《先王实录》里，就起码记载了十几起此类屠杀事件，如南明永历四年郑军攻和平寨，破寨后“尽杀之”，攻和尚寨，“男女一并剿杀无遗”，永历五年郑军攻打霞帐寨，攻克后“剿杀无余”，永历八年攻打松下寨，攻克之后“逆民不支，具被剿杀”，永历九年郑军攻仙游县城，破城之后“焚杀甚惨”。尤其是永历十一年郑军攻潮州澄海鸥汀寨之战，按《潮州志》所记载，郑军破寨后，“屠男女六万余人，仅百人身免”，最惨无人道的是郑军屠城后撤走，当地百姓自发前来收敛遇难者遗体，结果郑军又杀了回来，把前来收拾的百姓再度屠杀殆尽，结果数万遗体无人敢收敛，一直到第二年，新任的澄海县令祖之麟才组织人手把尸骸火化，火化后的骨灰竟然足足收集到了四万斤。

鸥汀寨旧址（图片来源于网络）

就在这种反复的拉锯、打劫中，郑氏集团不仅把自己与清帝国讨价还价的本钱越玩越少，连本地的民心都开始向清帝国倾斜，一直到了清顺治十三年，郑成功终于开始“转变作风”，打算趁着清军主力大举进攻云贵，派兵向长江流域进攻，真正开拓自己的根据地，甚至连打到南京城下“先祭孝陵”都打算好了。

而一开始，郑军进展十分顺利，沿途百姓也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是等到郑军在南京城下战败，开始全线溃退时，这股势力的海盗作风又开始发作了，到处强抢妇女、劫掠财物，按照浙江一名“明朝遗民”李邺嗣的记载，郑军进入其家乡鄞县后，“纵兵大搜，杀东乡万余人”，连他自己的好友也因为郑军大肆搜刮，“索其财，无有，因杀之”，郑军这种做法不仅连带在浙江等地也臭了大街，也令很多想“一心恢复明朝江山”的人士大失所望，反而帮助清帝国在江南稳固了统治。

郑军的海盗作风一旦发作，百姓就遭殃了

就这样，伴随着郑成功和整个郑氏集团的不断折腾，到了清顺治十八年，除了郑成功以外的抗清力量基本上不是败亡，就是失去了给清廷形成足够威胁的能力。而郑成功和整个郑氏集团，在明清交替的风云变幻后，也终于到了无法在大陆立足的那一天，不得不选择重归海外。这次，郑成功选择了被荷兰殖民者盘踞的台湾作为扩张对象。但是，这就是咱们提过的另一个故事了。

4.一台智能马桶的别样生意：代工阵痛后 台州品牌寻求突围

机器声轰鸣的车间里，一台台智能马桶正在玻璃隔间里进行着水管喷淋、自动翻盖、沙袋重压等多个环节的检测，工作人员专心记录着每一项数据变化。远处的自动生产线上，一个个白色的马桶盖随着机器不断向前移动，终端的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将过关的产品搬下，并仔细检查，不时用手中的抛光器将盖子再打整光滑。

这是一家智能马桶制造厂的日常场景。

智能马桶，是浙江台州椒江区的支柱产业之一。从1995年开始，当地厂商们就开始涉足这一领域，2015年，吴晓波一篇《去日本买只马桶盖》的文章，在国内引发热议，台州智能马桶厂商觉得：机会来了。如今，当地智能马桶已牢牢占据着全国40%的市场份额。

据官方数据统计显示，台州智能马桶整机生产企业达50多家，年产量达到250万台，2019年销售额更是达到75亿元。

尽管在发展中遭遇品牌欠缺、一度沦为代工等尴尬处境，但不甘心止步于此的智能马桶厂商们开始寻求突破。“产业在中国真正爆发的时间应该是在2025年，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积累。”当地一位资深从业人士对贝壳财经记者表示，“只要突破了困难，就是光明的未来。”

台州“马桶往事”：上世纪90年代把智能马桶带回中国

星星便洁宝工厂园区里，一箱箱智能马桶整齐地堆放在仓库，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将货物装载上一旁的卡车。几分钟后，这些智能马桶将发往全国各地。

黄朝阳每次路过时，总会停下来看上几分钟。这是他自2015年加入公司后的习惯，“从最初很长时间才能装满一车，到如今每天都能发出上千件货品，内心总会生出成就感。”

近年来，随着年轻一代成为消费主力，智能马桶正逐步走向大众市场。据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智能马桶市场规模爆发性增长，2020年中国智能马桶市场规模突破百亿元。

作为国内最早生产智能马桶的浙江台州，自然也成为市场所关注的焦点。

6月3日，贝壳财经记者在当地一家智能马桶专卖店看到，店铺里摆放着十余款造型、功能各有不同的智能马桶，价格从两三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正在店里选购的李可（化名）告诉记者，几天前他在酒店感受了智能马桶的便捷后，当即决定买一台回家。

“除了在坐垫舒适度、使用便捷度上领先传统马桶外，智能马桶更能通过其中的仪器精准获取使用者健康数据。”店内工作人员介绍称，“台州人经过20多年的研发，终于让马桶真正‘智能’起来。”

和智能马桶的渊源，要追溯到20多年前。

1995年，一位名叫金建国的台州商人在无意间接触到智能马桶盖后，迅速被这款先进的产品所吸引。很快，他拉上一帮技术人员，从日本买回智能马桶盖，将其拆开逐一对每个零件研究，对比着自主研发出电子部件，生产出国内第一款智能马桶盖。

但产品上市后却少有人问津。彼时国内家庭卫生间以蹲坑为主，马桶普及率尚低，更何况智能马桶。但金建国坚持看好这一市场，与当地星星集团进行合作，在1998年成立了星星便洁宝公司，并在2003年研发出国内第一台一体化多功能智能马桶。

这款产品在当地迅速刮起智能马桶制造热潮。当地无数传统厂商涌入这一行业。对外界事物有着敏锐预判的台州人笃定只要待以时日，智能马桶必然会引爆市场。

“当时在日本感受到智能马桶后就特别兴奋，觉得这是未来家庭必需品。回国后知道有厂商已经涉足这一领域，自然不愿落后。”在2007年进场的西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日志，曾花了一年时间研发出国内第一台无水箱智能马桶，“虽然当时国内接受度不高，但大家都坚信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就好。”

然而现实给了厂商们沉重的打击。智能马桶在多年内难以普及，不少企业陷入惨淡经营的困境，也有厂商中途遗憾离场，便洁宝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谁也不知道行业会在什么时候爆发，就纯耗着。”创建于2011年的杜马卫浴有限公司负责人阮晨航回忆称，“前三年先后投入2500万元都得不到任何回报。但如果项目叫停，也不甘心。”

拐点终于在2015年到来。那一年，吴晓波一篇《去日本买只马桶盖》的文章，让智能马桶盖在国内市场引发热议，台州智能马桶厂商也松了口气：机会来了。

竞赛：难得的曙光必须抓住

贝壳财经记者进入当地一家智能马桶制造车间，一台台智能马桶正在玻璃隔间里进行着水管喷淋、自动翻盖、沙袋重压等多个环节的检测，工作人员正在记录着每一项数据变化。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智能马桶最重要的是坐便圈。为了检测其耐久度，实验室里安装了重量为500公斤的测压仪器，对马桶不同方位反复施压。“每台马桶出厂前都会经历6.5万次测试。以一个家庭每天使用10次计算，马桶可以用20年。”工作人员介绍。

国内第一台无水箱智能马桶的诞生，让西马公司在业内站稳脚跟，在不断接到来自全国经销商发来的订单时，刘日志却隐隐发现，随着国内同行的增多，产品款式也开始趋于同质化。

一次，一位朋友在听了智能马桶功能讲解后，无意发出“也不是特别智能”的感叹。这让刘日志坚定了要赋予智能马桶更多科技含量，以差异化抢市场的决心。

他连续投资数千万元修建生产车间，扩大工厂规模，并邀请日本、韩国等智能马桶较发达国家的工程师，组成一支有50多位海内外专家的研发团队，陆续研发出雷达波感应、手机遥控、瞬间智能加热等智能技术。“要想抢占市场，必须自身品质、技术过硬。”刘日志说。

难得的行业曙光必须抓住。有着同样想法的台州厂商们纷纷加大筹码，摒弃传统老旧落后的模式，重新布局建设新的工厂和生产线。

彼时刚从松下集团离职，加入便洁宝公司的黄朝阳发现，尽管公司经过多年积淀，在业内稳坐一哥位置，但在管理、技术等方面仍存在缺陷。要想破局，就需要对老旧的制度进行改革。黄朝阳用了两年时间将自己在松下公司所积累的经验引进，对公司研发、生产等环节逐一重建。

此前大家的习惯是，在智能马桶整机组装完成后再进行检测，这意味着一旦出现问题，很可能需要将马桶拆机逐一重检，无形中浪费时间和效率。黄朝阳果断决定：必须从每个零件开始检查，确定合格后再进行整机装配。

这一决定在工厂引来不少反对的声音，但数据验证了黄朝阳的决定。多次对比后，工人们发现新方法确实比传统模式更节省时间，也更有效提升产品品质。

6月5日，记者在实验室里看到，电路板在80度至零下40度的极端温度下反复测试，马桶在通电情况下反复全身喷淋，坐便圈也不断重复着翻转、承压等测试。每款产品必须通过57项测试后才能被允许出厂销售。

在进行市调时，黄朝阳发现消费者或多或少都有过被马桶水溅过的遭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意在马桶内部盆腔设置了发泡装置，以起到防溅和便于冲洗等效果。

这一系列产品上市后立即被消费者认可。“以前总担心水溅上来，但现在没有这个忧虑。从心理上都舒服了很多。”李可说。

代工阵痛：不可把握的命运

6月，骄阳似火。老韩（化名）在自己经营的小型智能马桶工厂里走来走去，他无暇顾及额头上流淌的汗水，内心焦虑不安。

一个小时前，和自己合作多年的品牌商打来电话告诉他，由其所代工生产的智能马桶价格需要再次调整。这让老韩犯了难：这已是对方近年来第三次要求降价，利润已经几乎被压到不到10%。

气愤的老韩原本想直接回绝，但又担心，如果真不再合作，工厂未来又该如何？

台州智能马桶行业爆发的另一面，是当地产业除了几家巨头外，更多的企业是规模偏小，缺乏研发技术，在无力和同行竞争之下，只能踏上给其他品牌代工的道路。

“国内智能马桶大致可分为以九牧、箭牌为代表的卫浴厂商；松下、美的等有着较强的品牌实力和渠道优势的传统家电厂商；以及专门生产智能马桶的企业三大阵营。”黄朝阳告诉记者，“前两类进场时间较晚，为了避免研发时间长而错失市场，多数在初期会选择贴牌代工。”

老韩的工厂正是以代工为主，他先后和两三家品牌进行合作，每年的产量取决于对方的订单量。尽管获取了不错的收入，但命脉被他人掌控，让他隐隐不安。

越来越多的同行也在代工领域寻找着机会。老韩很快发现订单越来越少，打听后才发现，有同行通过更低的价格抢走了生意。而算准老韩心理的合作商也开始不断压价，利润不断被缩减。而且款项也从月结逐渐变为季结，甚至不时出现拖账的情况。

“一旦拖久了，很可能直接将公司拖死。”老韩说，“但也不敢过分催促，担心他们不再给你订单。”

据当地媒体报道，代工仍为各智能马桶企业的主要营收来源，少的占比三四成，多的甚至超八成。

“我们的产品线除了六成是做自己的品牌外，另外四成也是在做代工。”刘日志毫不讳言，“但现在随着公司知名度逐渐提升，代工方面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至少能够选择合作伙伴，而不是一味被迫接受对方的要求。”

不可否认的是，智能马桶品牌的缺失，使得当地尽管占据国内智能马桶市场近40%的份额，却逐渐沦为代工集散地。

厂商们心里清楚，代工并非长久之计。

“尽管台州有着智能马桶先发优势，但却因为品牌原因，没有形成竞争壁垒。”黄朝阳无奈表示，“再不作出改变，势必会成为整个台州智能马桶产业的危机。”

要想真正摆脱代工危机，需要打造自主品牌。而这对于当地厂商们，是另一个更大的挑战。

破局：把品牌打出去

品牌打造，是当地智能马桶圈人无法回避的大势。

TOTO、松下等海外品牌虎视眈眈，潮州、厦门等地区马桶产业同样崛起，台州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

但做自主品牌，并不轻松。马桶本来就是一个小众行业，智能马桶又是其中的小分支，国内消费者购买时更倾向于海外品牌，想打出名气实非易事。

“此前曾尝试过品牌宣传，但以失败告终。”阮晨航印象深刻，2018年，公司曾花800多万元在央视多个频道投放广告，同时在全国近20个城市开设直营店，期望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撬开市场。但短短三个月便停止了广告。“智能马桶消费群体以年轻人为主，而他们对电视节目早已失去兴趣，广告投放效果微乎其微。而线下直营店更是因为销售单一品类，少有人问津。不得已之下，最终在一年租期结束后就匆匆关停。”

以前重金砸电视广告的粗放手段在如今信息碎片化时代显然不够用，过多分散的渠道让马桶商们发现，根本抓不准年轻人的喜好。

便洁宝同样在品牌推广上屡屡受挫，“此前做过多次品牌尝试，但效果并不好。”黄朝阳无奈地说。

西马公司也曾力推自主品牌，刘日志曾尝试和多家线下代理商进行合作。但同样发现，比起其他覆盖全套的卫浴品牌，单一品类的智能马桶无论在招商还是销售方面，难度都大得多。

而对于业内其他从业者而言，当地大厂商都在这一领域失败，“如果我们重金砸品牌，估计死几次都不够。”当地一位厂商表示。

必须另辟蹊径。如今西马、杜马等品牌开始选择和华住、亚朵等酒店合作，希望通过将智能马桶植入酒店卫生间的方式，让更多人感受到智能马桶的便捷，同时也记住自己的品牌。

2019年10月，上海一家酒店负责人找到阮晨航，计划在其酒店安装100台智能马桶。

“当地经销商开出的报价是2700元，但对方坚持只以2000元进货。一方面我们希望拿下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方面也要保证经销商利润。”几经考虑后，阮晨航最终决定按照每台2000元的价格将智能马桶供给酒店，然后再单独补贴7万元给经销商。“2000元对于我们而言，已经没有利润。这意味着这次合作亏损了7万元。”

但这次获得了和酒店合作的机会。2021年3月，酒店负责人带着朋友主动找上门来，同时带来的是一份200台智能马桶的订单合同。

通过这一模式，杜马卫浴和国内近20家酒店达成合作。“其实利润并不大，每台就在100元上下，而且每家酒店订单大多在100台，总利润也就20万元。”阮晨航说。

但获得酒店认可的意义远非眼前的利润，阮晨航需要的是产品被更多消费者熟知。

“至少，能把品牌以这种方式打出去。”阮晨航说。

只要突破了困难，就是光明的未来

挖掘机轰鸣地运行着，装满石料的卡车进进出出，工人们步伐急促地在工地上劳作，位于台州市椒江区的智能马桶小镇施工现场，一片繁忙。

贝壳财经记者在路边指示牌上看到，这个动工于2018年的智能马桶小镇占地约为5478亩，集综合服务大楼、创意设计中心、创业孵化中心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覆盖了高端整机、核心配套、智慧物流等涉及智能马桶生产、运输各环节的产业链。

“以前台州市智能马桶企业分布各个片区，而小镇能把工厂集中起来，使得产业更为集中。而且还招引了其他配套产业，让产区优势更加明显。”6月4日，台州智能马桶综合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事实上，台州早在2016年就开始布局智能马桶产业。近5年时间里，相继成立全国智能马桶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国家级智能马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全国智能马桶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等多个产业孵化项目。

在过去，品质一度是台州智能马桶大多数厂商共同面临的最大问题。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台州智能马桶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仅为12.5%。2017年，《台州市智能马桶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的出台，让智能马桶厂商们有了对照方向，也让台州智能马桶品质得以迅速提升。

“品质以2017年为分水岭，之前一直是比较粗放的生产，欠缺技术核心。而在2017年后，品质和达标率得以大规模提升。”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工作人员说。

据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智能坐便器产品质量国家监督专项抽查情况公布，台州智能马桶连续两年国抽合格率100%。

除了重塑行业标准外，台州智能马桶行业也开始和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合作成立智能马桶研究院，就产品材质、技术进行更深层次的研发。

“之前智能马桶盖和坐便圈主要由传统工艺制造，需要电镀等环节，容易产生很多污染。我们研发的新材料能免去电镀工艺，在保证光泽、亮度效果的同时，也降低了细菌的滋生。”浙江大学台州研究院材料所高级工程师周伯昕表示，“同时也开始尝试研发高端塑料去替换传统陶瓷材料，以帮助厂商降低对外采购原材料的成本。”

二十多年的发展，让智能马桶产业规模逐渐壮大。据公开数据显示，如今台州智能马桶整机生产企业达50多家，年产量达到250万台，占据国内智能马桶市场50%的份额，2019年销售额更是达到75亿元。

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看准这一产业的厂商依然跃跃欲试。“最早国内智能马桶普及率不足1%，现在已达到5%，证明市场正逐步走向成熟，随着未来消费者接受度的提升，相信普及率会达到更高。”一位厂商如是说。

“从智能马桶盖在日本和韩国等地的发展阶段来看，产业在中国真正爆发的时间应该是在2025年，如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积累。”刘日志对行业未来信心十足，“就像2015年前那样，只要突破了困难，就是光明的未来。”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覃澈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