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计量法治亟需革故鼎新

我国计量立法始终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随着时代变迁和数字化浪潮，现行《计量法》已难以满足当下的计量变革需求，因此被列入立法规划中。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计量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念转变：

从“部门行政法”向“国家基本法”转变

传统部门行政法具有部门性、管理性等特征，容易产生部门保护主义。而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和亚太法制计量论坛提出“国家计量体系”和“国家计量基础设施”的概念，要求计量法应涵盖国家所有计量活动。

我国计量法应定位于“国家计量体系”和“国家计量基础设施”的法治化。在法定概念中引入“测量”，扩展为“测量统一”概念，同时规定“科学计量”和“产业计量”的内容，使计量法兼具“科技法”和“促进法”属性，进而满足“国家基本法”的要求。

需推进“实物器具法”向“数据量值法”的转变。自古农耕至今工业，度量衡以实物器具为依托，如秦朝“商鞅方升”、国际计量局“米原器”。随着科技进步与认知提升，现代计量不再局限于实物器具，而是向“数据”形态演化，并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融合发展。

例如，民生计量器具已显露数字化、智能化趋势。智能化器具融合电子、信息、软件、通信、机电控制技术，可智能控制测量、监测、计价、收费。软件（算法）和传感器是影响测量准确性的关键。

如何确保数字计量单位统一、量值可靠成为新使命。与实物器具不同，“计量溯源性”与“标准规范性”的标准参考数据成为数字时代度量衡的新范式。《计量法》仍以“实物器具法”为主导，未明确规定测量结果、计量数据、虚拟计量等内容。为此，需将数据纳入《计量法》调整范围，更新规范模式，同时将标准物质纳入，构建“仪器-物质-数据”一体的测量标准体系。

需从“监督管理法”向“国家治理法”转变。与“管理法”强调上级对下级的命令控制不同，“治理法”倡导从硬法管理向协商合作的软法治理转变，强调政府、社会、市场的共治，尊重社会与市场。现行《计量法》偏重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管理，内容多为行政机关职能、监管措施和市场主体义务，监管措施过于严格，限制了社会力量的发挥。

《计量发展规划（2021-2035）》明确提出，计量是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支撑。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计量法应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使命，跳出传统的“监督管理”局限，向“国家治理法”转型。

在计量基准、标准建设管理和经费保障方面，应避免部门化和地方化倾向，强化计量的国家属性和责任，这也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然要求。对于企事业单位内部的计量标准建设、校准服务、测量管理体系建设等市场行为，应充分发挥企业主体的自治能力，减少政府监管成本，激发创新活力。

在法制计量监管领域，应充分采用国际通行技术法规，借鉴自贸区试点改革经验，积极推行“信用+智慧”监管新模式，平衡好放开事前准入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关系，实现自主管理与事中、事后监管的有机结合。发挥社会团体、高校等在行业自律、人才培养、科普宣传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构建协同治理新格局。

（作者系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战略中心副主任）